随着韩国推进《游戏产业法》全面修订，游戏业界与学界围绕修法方向展开集中讨论。多名与会专家认为，现行制度长期以监管为中心，已难以适应产业环境变化，修法重心应转向游戏文化定位与产业振兴。不过，网盘类游戏监管、实名核验制度、用户救济机制，以及外挂和私服处置等议题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在13日举行的“《游戏产业法》全面修订案专家论坛政策讨论会”上，韩国游戏政策自律机构（GSOK）主席 Hwang Seong-gi 介绍称，共同民主党议员 Cho Seung-rae 提出的修订案，核心之一是建立街机游戏与网络游戏分轨管理的二元监管体系。他表示，在游戏产业已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，现行制度的局限性日益凸显，此次修法意在集中解决自2006年立法以来近20年积累的问题。

Hwang Seong-gi 还指出，修订案拟调整法律名称，这也反映出韩国社会正重新将游戏视为一种文化内容，而不仅仅是监管对象。

在具体制度设计上，网盘类游戏仍是最敏感的争点之一。Hwang Seong-gi 表示，若按照修订案原方案推进，有关网络游戏奖品提供禁令及施行令“附表8”监管条款，可能在事实上被削弱甚至退出适用，其放宽效应也可能外溢至网盘类游戏领域。他表示，自己认同整体放宽监管的长期方向，但从提高立法落地可能性的角度看，仍有必要研究将网盘类游戏作为例外单独处理的方案。

对于因“停机制度”争议而引入的实名核验和法定监护人同意条款，Hwang Seong-gi 认为，在强制停机制度于2022年废止后，这些规定的现实功能已明显弱化，是否保留以及如何调整，都需要重新检讨。

Irock Digital Culture Institute 所长 Lee Jang-ju 则把焦点放在“游戏过度沉迷”概念本身。他指出，法律层面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判断标准一直较为模糊，却在缺乏充分验证的情况下被长期反复引用。Lee Jang-ju 还援引研究结果称，父母焦虑水平与子女游戏过度沉迷指数之间，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。

在他看来，韩国废止强制停机制度，与其说是研究推动了制度改革，不如说更像是外部事件触发的结果；而“沉迷”研究成果真正进入法律和制度设计的案例，实际上也很难找到。

基于此，Lee Jang-ju 建议，政策表述应从“预防和治疗游戏过度沉迷”转向“倡导平衡、适度的游戏使用”。他还主张重构实名核验制度，将监管重点放在付费支付、未成年人接触限制级内容、现金性价值转移等实际风险环节上。

青年基金会事务总长 Lee Do-kyung 则指出，现有用户救济中心的受理范围过度集中于概率型道具问题，尚未充分覆盖账号处罚、拒绝退款、诱导过度消费等玩家在现实中更常遭遇的损害。他还表示，目前该中心主要依赖派遣岗位和外包模式运转，受托企业多为游戏翻译和本地化公司，专业能力是否足以支撑相关工作，值得商榷。

Lee Do-kyung 因此建议，有必要研究将相关职能移交给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大韩商事仲裁院。

围绕外挂治理，讨论还指出，修订案目前仅设定了禁止性规定，但尚未配套处罚条款。对于外挂使用者如何处罚，与会人士认为，仍需在并案审查过程中进一步补强。当前，相关方案包括 Kim Seong-won 议员提出的“处20万韩元以下罚款”，以及 Jeon Yong-gi 议员提出的“处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”。

对于私服问题，与会人士表示，随着部分开发商已退出市场的老游戏，以及由社区持续运营的案例不断增加，制度设计有必要预留一定公共介入空间。在尊重游戏公司意愿的前提下，采用“仅在权利人明示反对时才予处罚”的思路，或可成为折中方案。

Lee Do-kyung 还透露，第22届国会围绕《游戏产业法》已提出41项修订案，其中16项已经通过。相比之下，第21届国会四年任期内共提出40项相关修订案。也就是说，第22届国会在不到半个任期内，相关立法提案数量已超过上一届完整任期。

论坛最终认为，《游戏产业法》全面修订的总体方向已基本形成共识，即从过去的监管导向转向更重视文化属性和产业发展的制度框架。但在网盘类游戏监管、实名核验制度、用户救济、外挂治理及私服处置等分歧较大的议题上，如何进一步细化制度安排，仍将决定本轮修法能否在放宽监管与保护用户之间取得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