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国会正着手对现行媒体监管体系进行全面调整。这将是自2000年《综合广播法》制定以来，韩国时隔26年再次推进媒体监管框架重构，重点是摆脱按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划分的旧有模式，转向以社会影响力为核心的统一监管思路。根据草案设想，Netflix等OTT、YouTube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AI内容形态，都将被纳入新的制度讨论范围。

韩国国会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26日在首尔汝矣岛国会议员会馆举行“综合媒体法研讨会”，并首次公开暂名为《视听媒体服务法》的草案。该草案由委员会主席直属的综合媒体法任务组（TF）历时7个月、经过16次会议讨论后形成。

监管逻辑从“按媒介分类”转向“按影响力分类”

草案的核心，是打破现行按媒介类型分别立法、分别监管的模式。数字未来研究所所长Kwon Osang表示，韩国现行法律仍深受上世纪90年代“广播”概念的影响，立法上长期以是否使用无线电波、是否依赖有线网络等技术标准区分监管对象，导致在媒体形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，制度适用范围出现明显空白。

根据草案，各类媒体服务将统一纳入“视听媒体服务”这一概念之下，名称参考欧盟《视听媒体服务指令》（AVMSD）。今后的监管标准将不再以技术实现方式为主，而是更多依据内容的编排与呈现方式，以及相关服务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来确定。

草案还将监管对象划分为“公共领域”和“市场领域”。其中，公共领域包括KBS、MBC、EBS等公共广播，以及地面电视和新闻频道。考虑到这类媒体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影响较大，草案建议继续保留现有的许可和审批制度；同时拟为公共广播引入为期6年的协议机制，进一步强化其公共责任，并与资金安排挂钩。

在市场领域，监管范围将覆盖OTT、平台、一般频道（PP）以及部分头部YouTube频道。草案提出，废除“综合编排”“专业编排”等以频道属性为基础的细分监管方式；广告监管也将由原先的“原则禁止、例外允许”，调整为“原则允许、例外禁止”的负面清单模式。

草案还明确指出，若部分用户生成内容（UGC）或YouTube频道在社会影响力上已与传统媒体相当，也应被纳入法律适用范围，以提高监管标准的一致性。

拟研究建立全球OTT信息披露机制

除监管框架调整外，草案还提出为掌握全球OTT在韩经营状况建立法律依据，涉及营收及财务等信息。目前，韩国市场对YouTube、Netflix等全球平台在韩收入规模的判断，仍较多依赖外部估算，围绕市场公平性和监管对等性的争议持续存在。

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Kim Namdoo表示，与传统广播经营者相比，OTT领域目前缺乏系统性的会计信息采集制度，市场透明度相对不足。因此，有必要研究在全球OTT层面引入类似广播机构信息公示的披露机制，以改善本土企业承担更多监管义务、而海外平台相对游离于制度之外的失衡局面，并增强市场监测能力。

草案同时将制定“国家媒体发展基本规划”写入法律，拟把媒体产业投资和人才培养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任务。法律事务所Sejong首席专业委员Lee Jonggwan表示，近期OTT平台大幅上调订阅价格，已经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，未来政策设计应更多依据“影响力导向”的比例原则推进。

AI媒体监管暂未纳入本轮草案

对于AI媒体监管，草案此次并未纳入。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教授Chae Younggil表示，AI媒体属于全新领域，本轮立法讨论难以一并覆盖；负责广播、媒体与通信事务的主管部门，也需要具备超越事后监管、主动提出政策模型的能力。韩国国会与TF已将这一议题列为“第二阶段立法”的社会共识课题，后续将继续补充完善。

与会人士普遍认为，若要推动综合媒体法真正落地，关键在于形成超越部门管辖之争的政策协调能力。数字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Noh Changhee表示，现行广播法与当前技术环境之间的脱节已十分明显，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公共领域与市场领域的边界，缩小技术发展与监管制度之间的落差。

Gyeong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副教授Shim Woomin则指出，合并法律本身不应成为立法目标，更重要的是明确制度整合能够带来的实际效果，并重视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。

韩国国会表示，将以此次研讨会为起点，加快相关立法进程。委员会所属、共同民主党议员Hwang Jeongah称，当前正是推进媒体立法的“黄金时间”，将全力支持相关法案在第22届国会获得通过，并推动委员会加快后续立法程序。

与此同时，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也未排除以政府立法形式单独推进的可能。该委员会媒体制度创新团队负责人Kim Haena表示，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，目前正在审查草案内容，立法路径和推进方式也将继续保持开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