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分析指出，人类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掌握登月技术，但美国载人登月此后中断近半个世纪，关键并不在技术本身，而在政治、预算以及合作机制能否长期维系。

据GIGAZINE报道，英国Anglia Ruskin University副教授Dominic Vichinanza认为，阿波罗计划结束后之所以长期未能重启载人登月，根本原因在于其一开始就缺乏长期可持续的制度安排。

美国的载人登月任务在1972年阿波罗17号之后停止。1969年至1972年间，共有12名宇航员通过阿波罗计划登上月球，但此后近50年，美国再未开展同等规模的载人登月任务。Vichinanza指出，上世纪70年代初，美国实际上已经具备持续执行登月任务的能力，因此“为什么重返月球要等这么久”本就是一个合理的问题。

在他看来，问题并非技术退步，而是阿波罗计划的设计初衷本就不是为了长期持续推进。1961年，John F. Kennedy宣布登月目标时，美国正处于冷战竞争的核心阶段。登月不仅是科技项目，也是美国在与苏联竞争中展示国家实力和制度优势的重要象征。

但这一政治背景并未长期延续。Kennedy遇刺后，相关政策虽一度延续推进，但随着越南战争长期化、军费压力上升，以及国内改革议题优先级提高，航天计划获得的政治推动力迅速减弱。NASA预算在1966年见顶后开始下滑，阿波罗计划也在既定目标完成后走向终结。

Vichinanza认为，若要长期推进载人深空探测，必须同时具备稳定的政治承诺、可预期的长期资金支持和清晰明确的任务目标，而阿波罗计划结束后，美国长期都难以满足这三个条件。

与此同时，美国航天政策重心也发生变化。尼克松政府批准航天飞机项目后，NASA的资源配置逐步从深空探测转向近地轨道任务。此后，美国虽多次提出重返月球的设想，但在政府更替、国会环境变化以及政策调整的影响下，相关计划屡屡中断，难以连续推进。

Vichinanza指出，这种反复启动又中止的局面，暴露出大型航天项目在融资机制上的结构性局限。载人登月这类项目往往需要跨越数十年的稳定投入，但现实中，它必须与国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支出竞争预算，同时还会受到政治周期的持续影响。政府更替和国会领导层变化，也会进一步削弱政策连续性。

此外，载人登月的现实正当性也在冷战结束后明显减弱。冷战时期，美国有与苏联竞争的明确政治动因；而在冷战结束后，能够替代这一动因的政治和社会驱动力并不充分。与此同时，外界也持续质疑，相较机器人探测，载人探测的科学和经济效益是否足够明确，其商业化回报路径同样不清晰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当前推进中的Artemis计划采取了不同于阿波罗时代的路径。Vichinanza表示，除了将其定位为未来火星探测的前置阶段外，Artemis还把与商业航天企业合作、推动国际协作，作为项目能否长期持续的关键支柱。

例如，SpaceX等商业航天企业的参与，被视为有助于分担成本和技术风险；与此同时，美国还围绕月球和火星探测推动建立国际合作框架，即Artemis协定。上述安排被认为有助于扩大政治支持基础，并提高长期项目的可持续性。

Vichinanza表示，如果Artemis最终取得成功，原因将不只是技术进步，而在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科学等因素得以形成更可持续的组合。阿波罗之后近50年的空白，并不是技术做不到，而是说明在民主政治框架下，长期太空计划要保持连续推进并不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