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国会31日举行联席听证会，围绕Coupang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展开质询。听证焦点之一，是韩国国家情报院（国情院）是否曾介入事件处置，要求Coupang接触泄露嫌疑人，并推进设备回收和取证等后续措施。

在回答“国情院是否指示公司接触嫌疑人”的提问时，Coupang法务负责人、副社长Lee Jae-geol表示，公司在12月初确实收到过来自国情院方面、请求与嫌疑人联系的请求，公司也据此推进了相关应对。他还称，公司于12月2日通过国情院公文获知，该事件被认定与国家安全有关，并被告知在法律上负有协助义务。

至于国情院是否曾明确使用“指示”这一表述，Lee Jae-geol表示，相关措辞本身较为模糊，公司当时将其理解为“请求”。对此，韩国国会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主席、共同民主党议员Choi Min-hee指出，“请求”与“指示”并不相同，争议关键在于国情院是否曾明确下达“接触嫌疑人”的指示。

在嫌疑人设备回收及取证程序方面，Lee Jae-geol表示，公司回收设备后曾就后续处理方式向国情院征询意见，对方回复的大意是“既然已经回收，可以由公司自行处理”。至于是否曾收到“进行取证”的明确指示，他称无法确认。相关取证费用由Coupang承担，国情院人员并未到场见证相关过程。

对于Coupang此前公布的“保留3000条外泄信息后予以删除”等调查结论，Lee Jae-geol表示，相关内容的发布时间和发布方式均由公司自行决定，并未收到国情院就对外发布作出的任何指示。

对于外界有关国情院介入的质疑，政府方面予以否认。韩国副总理兼科技信息通信部长官Bae Kyung-hoon表示，目前Coupang同时接受民官联合调查组、警方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的调查。与其纠结公司是否与国情院接触，更重要的是核查相关证据材料的取得和保全是否符合法律程序、调查是否按照同一标准进行，以及结果是否与既有调查结论一致。

Bae Kyung-hoon还表示，民官联合调查组已向Coupang提出约160项资料提交要求，但目前仅收到约50项。他指出，在调查结论尚未充分厘清之前，提前公布泄露规模和补偿方案并不妥当，当前应优先基于事实对调查结果进行透明核验，而不是纠缠于措辞之争。